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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年前，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，首波悼念胡耀邦的北京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，星火燎原，情勢一發不可遏止；四月二十六日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，題為〈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〉，並將這場民主運動指為「少數人發動的反革命動亂」。

四二六社論的「定性」，火上加油；運動頓時從天安門漸漸蔓延擴展至全國各地，終於演成六四事件。如今匆匆二十年過去，六四事件的「定性」問題，仍未解決。

四二六社論的定性站不住腳。若謂是「少數人發動的反革命動亂」，但全國數億人次參與的運動並不是「少數人」，且民主解放的主張其實原是中共「人民革命」的號召而非「反革命」，動亂若係指叛變亦是莫須有的欲加之罪。

二十年來，北京當局似亦嘗試修正對六四的定性，「反革命動亂」的說法已經罕見，而漸漸出現「北京事件」、「八九那件事」之類中性詞彙。因為，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心裡應當皆很明白，之所以造成六四事件，是因當時的黨政治理與民間的期待出現重大落差；時至二十年後的今日，主政者其實更沒有理由斥責學生當年所表達的理念與期待；而必須承認，學生們其實是指出了主政者在「革命」表現上的殘缺與落後，自不能將學生指為「反革命」。甚至可以這麼說，改革開放也是六四學生心之所嚮，只是他們的期待更高於此而已。因此，即使就中共在文字章典上的精神正統而言，六四也是「革命」的，而不是「反革命」！

六四已與五四的歷史脈絡聯結。六四發生當年，正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；而六四可謂是五四的晉階，亦是中國的民主思維更趨草根化的重大進程。例如，五四人物存留在記憶中的是胡適、陳獨秀等學者；但六四存留在記憶中的人物，卻是真正的學運領袖。何況，五四當年，即使大師級的學者，也仍如無頭蒼蠅一般地在九流十家中衝闖；但六四畢竟加上了七十年的歷史滄桑，一般學生的定見已不難超越五四當年的先驅。如果五四是中共眼中的神聖民主運動，六四當然也是。北京當局應思考的是，不必將六四打成「反革命」，而當自我檢討，是否回應並實踐了自五四至六四一脈相承的中國人民的期待？

中國大陸民間，對六四有兩種評價。一、六四收場，換來二十年的經濟發展、大國崛起；二、六四不死，中共在六四的教訓之後勵精圖治，回饋人民。這兩種看法皆證實了六四的重大意義。就中國而言，六四對民主自由的解放主張，也許在朝野間對程度及階段有不同的思慮，但終究不能否認其「革命性」，亦即不能指其為「反革命」。後人將永遠如此看待五四，也將永遠如此看待六四。

再以六四看兩岸關係。其實，國共內戰，也是發生在前述那個「沒頭蒼蠅的時代」，火中取栗，卻未必確有澄清天下的真知灼見；現在國民黨政府經威權統治終於走上民主，共產黨政權經幾次治理浩劫終於走上改革開放，即可證昨非而今是。如今到了馬英九、胡錦濤這一代，兩岸關係當然仍舊存有許多程度及階段的缺口，但雙方心中皆應十分明白，什麼是正確的而暫時做不到的，什麼又是錯的而千萬不能做的。

六四雖未深入兩岸關係，但六四的民主憧憬卻無兩岸的分際可言。準此以言，不論對內對外，北京當局眼前應只是尚做不到「民主」的標準，卻不能否定這個標準。此即所謂「是正確的而暫時做不到的」。至於什麼是錯的而千萬不能做的？這應是指，兩岸如今可謂是重新又回頭面對在五四尚未了結的治國方案大辯論，而絕不能再是一場軍事內戰。

六四曾經造成中國秩序動盪，就此或許也可說是一場「動亂」吧；但六四的精神卻不是「反革命」，反而是青年們對「革命」最天真與最熾烈的信仰與追求。中共領導人即使口裡不便如此說，但心裡要明白：中國的方向只有一個，從五四到六四皆是指往這個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