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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權雖已二次輪替，但政策制定卻服膺同一套邏輯：大就是好，國際排名尤其重要。二次金改政府宣稱金融機構「大不一定好，但好一定要大」。教育部鼓勵清大交大合併，理由則是「規模不夠就不可能卓越」；又端出了五年500億計劃，要打造國際一流大學，進入世界百大名校。連體育活動的棒球，體委會編列四年12.6億預算，目標都是讓成棒在世界經典棒球大賽每屆都進入前四名。

但客觀的事實是：政府不斷強調規模，平均國民所得卻下滑，今年較去年減少1,242美元；而積極爭取排名，國家的競爭力卻由13名跌為23名。我們必須問，政府的政策是反應國力下降的焦慮，還是對台灣發展有一定的願景，而規模與排名是達成願景的必要手段？

以教育部五年500億為例，先要決定的是台灣高等教育的願景是什麼，我們希望高等教育培養哪種人才？而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必須釐清台灣未來的走向，以及政府施政的重點。政府重大政策除了近期廣泛討論的兩岸關係外，在公部門就是精簡政府組織，提升行政效率；而在私部門，則是發展知識經濟，把產業自出口導向的製造業轉為高附加價值知識型的服務業，例如觀光旅遊、文化創意及醫療照護等產業。綜言之，就是營造兩岸和平，以廉能政府提升台灣軟實力。

依教育部規劃，五年500億的投入就是要讓台灣一或多所大學進入世界百大，由於作百大排名者泰半依循西方既定指標，可想見資源的投入、分配悉依西方標準。而非量化指標既難以掌控，量化指標，例如論文發表篇數，即居於關鍵地位。這就產生了資源分配極大扭曲；第一就是重理工輕人文。理工類容易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，在資源分配上即占有先天優勢。但反觀政府重大施政，無論組織再造、發展軟實力或兩岸關係，無一不與法律建制、社會次級結構與文化形塑有關，此均人文、社會議題。以發展軟實力為例，我國最欠缺的不是資本與技術，而是要建立一個能有效組合社會資源，從事效率生產，甚或將之國際化的環境與機制；這就涉及五年500億計劃的第二個大問題，重海外輕本土。

由於悉依西方標準，使得我國不僅產業以「代工」為主，連學術也淪為「代工」業，學術成果愈來愈少能為社會所用。譬如文創產業，特別注重人文素養，使投入者能發展出有別於傳統西方的創意產業，否則永遠是拾人牙慧，無法創新。但要激發創意，課程就要經過設計，鼓勵獨立思考，掌握並分析問題，這是課程創新，也是軟實力的一種，但難以量化。

五年500億的第三個大問題就是重產出輕創新。教授忙著寫論文，不但授課質、量均下降，而且為增加論文篇數，題目越寫越細，此尤以人文、社會為最。而如產學合作發展創新商業模式，這雖然也屬軟實力，卻無法立即轉換為論文產出。第四個大問題則是重競爭輕合作，五年500億形成校與校、系與系、老師與老師間的競爭，而非合作。但是知識經濟的現代，首重跨領域整合。相互競爭的結果是學校競相挖角，遑論在重要議題上進行跨校合作。偏重個別學校產出的代價是犧牲了資源整合的建制。

這所有問題的根源是，我們不知道台灣高等教育的願景是什麼？國際排名顯然是過度簡化的指標。一旦確定願景，重要議題，或待解決的問題才會浮現，據此亦可設計出實現願景的執行步驟或衡量基準，不需全盤抄襲西方指標，也才能發展屬於台灣的軟實力。